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
荣格与卫礼贤的故事
申荷永
“斐乐蒙”深深地影响着荣格，是其无比重要的内在“导师”。但是，毕竟，“斐乐蒙”来自于梦和无意识，作为意象的“斐乐蒙”只属于荣格。受这样一位内在“导师”启发所形成的理论与思想，更加需要某种印证。曼荼罗展现着来自深层自性的消息，预示着自性化的出现与发展，但是这也需要某种确信与呼应……
荣格在其自传中说，“几年之后(1927年)，我由于做了一个梦而使我对有关这个中心及自性的想法得到了确信。我可以用我称之为‘永恒之窗’的一幅曼荼罗来表示其本质性的理解。这幅画后来印在了《金花的秘密》一书里。一年之后，我又画了一幅同样的曼荼罗，在此画的中央处则是一个金色的城堡。这幅曼荼罗画完后，我问自己道：‘为什么这么像中国画？’我对于其形式和色彩的中国感觉印象深刻，尽管其外观上并没有任何中国画的东西。但是我却深感它与中国的联系。于是，接着就发生了奇妙的巧合，我收到卫礼贤寄来的一封信，信中附有一部论述道家炼丹术的书稿，标题也是《金花的秘密》。他还要求我就此写一篇评论文章。我即刻如饥似渴地来阅读这书稿。因为书中所述对我关于曼荼罗以及自性作为中心的想法，给予了我做梦也不曾想到过的证实。这便是打破了我孤独的第一件事。我慢慢感受到了一种共鸣，我终于可以与某件事和某个人建立起联系了。”[1] 荣格在其自传中明确的表白，是卫礼贤帮他找到了重返这个世界的归路。
于是，这也就开始了荣格与卫礼贤的缘分。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1873年5月10日出生于德国，1930年去世。在其57年的人生历程中，有25年是在中国度过的。1899—1920年一直生活与工作在青岛。1922年起又在德国驻华使馆工作，并在北京大学任教。1924年回到德国之后，在法兰克福大学任中国史和中国哲学的荣誉教授，仍然从事于有关中国文化的研究与工作。他曾在劳乃宣的帮助下将《易经》翻译成德文（1924），用20年的时间翻译与主编了8卷本的《中国宗教和哲学系列》（1910—1030），成为世界著名的汉学家。但是，卫礼贤与中国不仅仅是学术的关系，正如他自己在其《中国心灵》一书的前言中所说：“我有幸在中国度过了生命中25年的光阴。像每一个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许久的人一样，我学会了爱这个国家，爱她的人民。”[2]
1994年8月，以主席托马斯·科茨（Thomas Kirsch）博士和名誉秘书长默瑞·斯丹（Murray Stein）博士为代表的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对中国进行了正式的学术访问。在华南师范大学所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科茨博士提出，就荣格心理学思想的形成而言，卫礼贤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弗洛伊德或其他任何人。实际上，荣格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就在其纪念卫礼贤的悼文中他曾这样说：“事实上，我认为卫礼贤给了我无限的启迪，我所受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人……”[3]
卫礼贤在荣格生活中的出现，不但给荣格带来了东方的智慧，带来了《易经》的意义，带来了道家内丹的理论；而且，见证了荣格面对无意识的经验，使荣格获得了莫大的支持。荣格在研究与撰写《金花的秘密》（与卫礼贤合著）的过程中，完善了他的积极想像技术，尤其是将道家“自然”、“无为”的意义付诸于这种心理分析的技术之中。《金花的秘密》见证了荣格通过曼荼罗对于自性的探索与感受，同时也在象征的意义上，促成了荣格对于“炼金术”的融会贯通。通过卫礼贤，荣格获得了对《易经》的理解。在《金花的秘密》一书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评论：“《易经》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精神与心灵，融会着几千年来中国伟大智者们的共同倾注，历久而弥新，至今仍然对理解它的人，展现着无穷的意义和无限的启迪。”这是荣格对于《易经》的理解，以及他对于《易经》之情感的表达。荣格说，“任何一个像我这样，生而有幸能够与维尔海姆，与《易经》的预见性力量做直接精神交流的人，都不能够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里我们已经接触到了一个‘阿基米德点’，而这一‘阿基米德点’，足以动摇我们西方对于心理态度的基础”[1]。这个“阿基米德点”，是荣格对于《易经》的接受和理解，而这个“阿基米德点”，也正是荣格心理学发展的关键。
荣格自己曾有过这样的表达：“维尔海姆一生所从事的工作，对我来说是如此的重要和具有价值，是因为他为我解释与证实了我过去一直在追求、在思考、在向往以及在从事和研究的东西”。荣格说，“维尔海姆的工作，给我们带来了中国文化的基因，给我们带来了一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世界观的中国文化基因”。这是荣格对于维尔海姆工作的理解，也是荣格对于中国文化的向往。在荣格看来，维尔海姆似乎是被欧洲的精神或灵魂所选择，让他给西方带来中国的《易经》，带来东方的新希望。荣格在其纪念维尔海姆的文章中说，“这是维尔海姆自认为所全力投入的一种文化使命，他认识到，对于满足我们灵魂的需求，东方可以说是一个宝贵的源泉”。[2]
荣格深深地敬佩维尔海姆的“汉学”，以及他对中国哲学，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荣格说，“我甚至不能用‘影响’一词描述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与维尔海姆的关系，因为实际上，维尔海姆是被中国文化所征服了，被同化了”。在其自传《梦·回忆·思考》的附录中，荣格曾这样来描述他对于维尔海姆的印象：“我见到威廉·维尔海姆时，他不仅在写作和说话上，连举止看上去都完全像个中国人。东方的观点和古代的中国文化，已经一步步地深入到他的内心深处。”[3] 面对这样一位汉学家，面对这样一位汉学家所代表的深远的中国文化，荣格将其作为自己终生的良师益友，也作为自己心理学的深远背景。
在维尔海姆去世前的几天，荣格做了一个梦：在我的床前，站立着一位身穿蓝色外衣的中国人，双手合十，对我深鞠一躬，好像是希望给我一个消息。那也是维尔海姆所希望继续给予荣格的“中国消息”。1930年，当维尔海姆逝世之后，荣格专门撰写了悼词。其中，荣格这样叙述他与维尔海姆的缘分：尽管一位是汉学家，一位是医生；一位精通中国文化，一位根本从未到过中国，也不识汉语；……那么是什么使得他们成为终生的朋友的呢？荣格说，“但是我们相遇在人和人性的领域，它超越了学术的界限，而那正是我们接触的地点，碰撞的火花启迪了我，那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件”。[1] 荣格认为，维尔海姆通过自己的工作，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得中国几千年的古老文化，能够得以在现代的欧洲传播发扬。荣格说，维尔海姆一旦接触到了“中国心灵”的秘密，他也就在其中为我们发现了一份珍贵的礼物。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荣格将自己称做维尔海姆的学生，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的学生。通过维尔海姆，荣格接触并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的熏陶和培养。
摘自《心理分析：理解与体验》，申荷永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