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分析
分析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
申荷永
 
在“荣格与卫礼贤”一节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与分析心理学有着深刻的渊源。在目前国际上正式注册的3000名左右荣格心理分析家中(1999年为2300人),尽管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具有中国文化的背景,但所有这些本来没有任何中国背景的心理分析家,对于中国文化似乎都显得并不陌生。因为《易经》、中国文化和道家哲学以及禅宗等,都是他们的基础性学习与训练的内容。
科茨在其《荣格学者》一书中介绍分析心理学在当代世界上的发展时,专门为“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撰写了一节,称“在所有的亚洲国家中,荣格对中国的心理学、哲学和宗教最感兴趣。”并且充满自信地指出:“荣格深受古老中国智慧的启发,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历久弥新的深切联系。”
实际上,正是科茨本人在1994年8月代表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对于中国的访问,开启了分析心理学与中国的新的意义。国际分析心理学会现任主席默瑞·斯丹在总结那次访问的时候说:“我们意识到,如果这次访问,与所要会见的中国学者之间的接触进展顺利的话,那么这将成为荣格分析心理学与中国学术界进行交往的一个历史事件。”[2] 事实也是如此。由于托马斯·科茨和默瑞·斯丹等人在1994年的访问,就有了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曼荼罗分析心理学丛书”(1996—1998),就有了第一届和第二届“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1998,2002)的召开,以及“点金石心理分析译丛”的继续与发展(2003)。
美国加州整合学院院长莱朗·冯·戴尔(Leland van den Daele)在“第一届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的致辞中说:“荣格心理学提供了一种理解与整合人类心理与精神的理论与方法。通过文化以及个体的研究,人类的心理与精神得以展现。荣格学者们对于东西方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深奥的哲学研究,揭示了很多的相似的原则。西方炼金术的转化过程,以及东方的觉悟,也都表现着某种相同的存在。然而,中国的丰富的象征意义与理论,尚没有被充分地整合到荣格的心理学体系中。当然,荣格本人十分欣赏《易经》、《金花的秘密》、《西藏死亡书》等丰富资源,但是,荣格的欣赏,也是对一下代学者们继续探索的期望。”[3] 继托马斯·科茨与默瑞·斯丹等1994年的访问之后,国际分析心理学会主席鲁格·肇嘉,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名誉秘书长乔·凯布雷(Joe Cambray),美国旧金山荣格研究院院长约翰·毕比(John Beebe),美国洛杉矶荣格研究院院长乔安(Joann Culbert-Koehn),法国巴黎荣格研究院院长魏维安(Viviane Thibaudie),国际“梦研究会”主席伯尼克(Robert Bosnak),美国德州大学首席荣格教授戴维·罗森(David Rosen),以及诸多资深的荣格心理分析家海瑞特·弗里德曼(Harriet Friedman)、柯莎莉(Sally Kaufmann)和扎布里斯基(Beverley Zabriskie)等也都陆续前来中国访问与讲学,继续着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的工作。

我曾以“荣格与中国”与默瑞·斯丹和戴维·罗森一起在美国芝加哥荣格研究院做“对话”研讨会(1997),并且以“荣格与中国:对话的继续”在“第二届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上做大会报告。实际上“荣格与中国”的“对话”是从荣格本人那里开始的:不管是他本人童年对于庄子蝴蝶物化的神往,还是其晚年对于老子智慧的感悟,都已经是特殊意义上的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的内容。荣格与卫礼贤,更是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的绝妙见证。据冯·弗兰茨说,荣格去世之前所读的最后一本书,是陆宽煜居士所著的关于中国禅宗的书,由英国 Rider出版社1960年出版[4]。已经是病重的荣格,读完这最后一本书深有感触,指示秘书写信给作者,代他表达感激之情,尤其是让他认识了书中的虚云法师。但是,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是一种发展也是一种努力,是一种工作也是一种期望。《易经》、儒学、道家哲学与中国禅宗的经典,都仍然是心理分析的生动资源和灵感的源泉;对于心理分析学者来说,中国文化的智慧依然是充满魅力的呼唤。


(摘自《心理分析:理解与体验》,申荷永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一版。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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